胜利无可替代

拜登政府的威慑行动在阿富汗、乌克兰及中东地区连遭失败，但其中国政策依然值得称道。这届政府巩固了与亚洲盟友的关系，限制了中国获取美国关键技术的能力，也支持与中国竞争的两党共识。然而，拜登政府还是落入了一个司空见惯的陷阱，白白浪费了执政初期的成果。这个陷阱就是只优先考虑与中国领导人短期关系的缓和，而不是挫败其险恶图谋的长远胜利。拜登团队对北京的 “管控竞争” 政策只强调过程而忽视结果，只强调双边关系的稳定而忽视全球安全，其外交举措强调合作，却只会带来自满及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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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应仅仅满足于管控竞争，而是必须在竞争中取胜。中国政府正在推行一系列旨在瓦解西方的全球倡议，并试图建立起一个反民主的秩序。此刻它正为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委内瑞拉的扩张主义独裁政权提供支持。自2020年以来，中国的核武库增长一倍有余，其常规军力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国家。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谋求的并非是一种相持状态，而美国也不应如此。

那么，美国的胜利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共产中国的领导人将放弃谋求在冷战或热战中战胜美国及其盟友，它意味着中国人，包括统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可以自主地探索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而不再依赖于对内镇压和对外仇恨。

除了有更清晰的最终目标，美国还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中美之间产生摩擦在所难免。为此，华盛顿应采用必要的措辞和政策，再次为北京当局及其追随者画出红线，尽管这会引起对抗的不适感，但却是必要的，这意味着要让习近平为其在国际冲突中煽风点火的政策付出更高代价，意味着直言不讳地指出北京如何损害了美国利益，意味着迅速地增强美国的国防实力，以取得使北京无法错判的军事优势，意味着切断北京当局获取西方技术的渠道，并挫败习近平把国家财富转化成军事实力的图谋，这也意味着，中美双方都能清楚地认识到，两国之间的频繁外交往来只有一个基点，那就是美国的实力。

任何国家都不应发动冷战。然而，中国领导人已经对美国发起了冷战。华盛顿不应继续否认这场战争，而是应正视它，并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假装冷战不存在的温吞话语更可能引发热战，因为它向美国人发出的信号是自满和懈怠，向中国领导人发出的信号是示弱和求和。像上一场冷战一样，胆怯的言论和折中的政策不可能赢得胜利。要想赢得胜利，就必须公开承认，一个实行种族灭绝、在国际冲突中煽风点火、动辄发出战争威胁的极权政府，绝不会是可靠的伙伴。就像上世纪70 年代，华盛顿对苏联实行的备受质疑的缓和政策一样，目前的做法也不会让中国领导人变得更加合作，反而会让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世界稳定而不会得到任何惩罚。

拜登的新底线

这届政府的中国政策曾一度展现出良好前景。为回应中国猖獗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川普政府曾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拜登总统维持了这一作法。另外，他还在做了一些调整后，更新了川普总统签发的行政命令 ，限制投资流入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公司，并阻止进口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中国科技产品。尤为重要的是，2022年10月，拜登大幅扩大了川普政府对高端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出口的限制，减缓了北京当局企图控制高端芯片制造业的步伐。在整个亚洲，拜登政府的外交官使美国的长期盟友和新伙伴更加团结，举办了首次四方峰会，使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并与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召开了各方瞩目的三方峰会。拜登还公布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协议，即AUKUS。

然而，事实证明，侵略来自相反的方向—欧洲。在入侵乌克兰前不到三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与习近平签署了一份“无上限”的安全协议。俄罗斯发起入侵后，拜登审慎地给习近平划出了红线，他在视频通话中警告，如果中国向莫斯科提供 “实质性支持”，美国政府将实施全面制裁。尽管如此，习近平还是通过多种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对其输送半导体、非武装无人机、火药等物资。中国还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以此向莫斯科提供急需的资金。美国国务院称，中国官方在全世界用于支持俄罗斯的宣传花费甚至甚至超过了俄罗斯自身。

北京还与伊朗和北韩密切协调，甚至在这些政权发送武器帮助莫斯科在欧洲发动战争的时候也不例外。然而，华盛顿却正在推行一系列互不相关的政策—在抵制俄罗斯的同时，试图安抚伊朗、遏制北韩，并采取一种混合了竞争和接触的对华政策—这样的政策显然是不协调和不连贯的。事实上，习近平在拜登执政之初的预测正在成为现实。2021年1月，习近平在一场中共高官的研讨会上曾说: “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 “乱” 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 ^[1] 他明确表明，这种趋势对中国有利，“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他说， “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时至2023年3月，习近平的话语显示，他不仅视自己为全球动荡的受益者，而且视自己为这些动荡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在结束对克里姆林宫的访问时，习近平在镜头前对普京说：“这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

如果要选择成熟的时机，那么早在2023 年初， 就应该对北京当局煽动混乱的行径加以谴责，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其为此付出代价。但拜登政府却令人困惑地反其道而行之。当年2月1日，蒙大拿州的居民发现有一个巨大的白色气球体正向东飘去。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追踪这个来自中国的间谍气球，但本打算任它从美国上空飞过在不通知公众。迫于公众压力，在间谍气球到达大西洋上空时，拜登下令将其击落，而国务卿布林肯则取消了原定的北京之行，以示抗议。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对间谍气球事件保持沉默，是为了收集情报。但这种淡化北京冒犯行径的做法堪忧，并且一再重复。

2023 年 6 月，有媒体披露，北京正计划在古巴建立一个联合军事训练基地，并已经在那里建成了一处针对美国的信号情报设施，这俨然是冷战情况的重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称关于间谍设施的报道不准确，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把中国在古巴的间谍活动轻描淡写地描述为 “并非新情况”。对于有新证据表明，COVID-19 的最初扩散可能由中国实验室意外泄漏所致，本届政府的反应依然是漠不在意。如果这种导致全球约 2700 万人死亡的病毒在泄露之前曾经过人工强化，那么这一发现就像核武器的出现一样，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这迫切需要美国在管控全球的危险生物研究上发挥领导作用。

2023年春天，正当北京的行径愈发肆无忌惮时，拜登却发起了一系列白宫所谓 “全员出动” 的外交行动，不是让北京当局为其行为付出代价，而是向其示好，从5月至8月，拜登政府先后派出五位内阁级官员前往中国。布林肯与习近平的六月会晤就像是这种互动的某种隐喻：习近平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位上侃侃而谈，美国的国务卿则陪侍一侧。而就在几天之前，习近平还亲切友好地与亿万富豪盖茨并排就座。就这样，习近平成功地将美国变成了双边关系中的乞求者，这在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美国的这些外交努力换来了什么? 按拜登政府的统计，好处包括北京承诺恢复军事会谈 (此前北京单方面叫停的)，就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展开新对话 (这种科技已被北京当作针对美国民众的武器，在社交媒体上发送伪造图像及其它宣传资料)，以及为阻止美国芬太尼泛滥而进行初步合作 (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主要由中国公司供应)。

习近平认为美国的姿态代表了美国的软弱。在10 月 7 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屠杀后，所有对此观点的怀疑都不复存在。北京当局利用此次袭击，通过算法受中共控制的 TikTok，进行无休止的反以色列和反美宣传。与俄罗斯外交官一样，中国的外交官与哈马斯领导人见面，为这个恐怖分子集团提供外交掩护，并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哈马斯的决议。尽管华盛顿一再要求，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北京采取了任何行动，来协助遏制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和美国军舰的袭击，这个也门叛乱组织用伊朗制造的导弹发动袭击，其中一些导弹以先进的中国技术制造。(毫不意外的是，中国船只通常可以自由驶过交火水域。)

或是趁势而为，或是早有预谋，或很有可能两者皆是，反正习近平显然看到了煽动危机会给他带来好处，这些危机会使美国及其盟友疲于奔命。去年10月中旬，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一次发人深省的讲话，他似乎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说：“我们正面临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几十年产生深远影响。” 他在讲话提到了伊朗、北韩、俄罗斯这些挑衅者，但奇怪的，甚至危险的，是他没有提及中国，这个众多挑衅者背后的主要支持者，这种遗漏意味着拜登放了北京一码。

七十年代重现

目前的局势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惊人地相似。当时苏联正在全球范围损害美国利益, 其盟友埃及在1973 年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苏联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苏联还援助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的共产党人，迅速扩大核武储备，并大力发展常规军力。这些都是对苏缓和政策所带来的苦果。这套政策由尼克松总统及其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所倡导，到了福特总统执政时期， 基辛格留任，这些政策也得以延续。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利诱，以及淡化意识形态差异，来引导莫斯科接受国际政局的稳定和均衡。在对苏缓和政策下，美国政府削减国防开支，并低调回应莫斯科侵犯人权的行为。 当时的假设是，苏联在国外破坏稳定局势的欲望可能会因此有所收敛。

然而，莫斯科对缓和政策的作用有自己的想法。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所观察到的那样，苏联人“可能将缓和政策视为他们自己的工具，诱使西方自满懈怠，与此同时，打造对西方施压的终器武器，那就是成为美国的全面军事竞争对手。” 尼克松和基辛格以为缓和关系政策能换来苏联的帮助，共同应对世界各地的危机，正如加迪斯描述的，他们以为 “把苏联纳入一个经济关系体系，会使苏联人未来很难甚至不可能继续损害西方利益。” 但是，这种政策并没有达成目标。

1977年，吉米·卡特总统上台后，本打算延续缓和关系政策，但这些政策同样无法奏效。他试图将苏联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与其在军控方面的合作“脱钩”，但最终在这两方面都遭遇了挫折。苏联在全球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而怀有戒意的美国国会对莫斯科的诚意失去了信心，拒绝正式批准卡特团队经过艰苦谈判而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 与此同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对缓和关系政策的怀疑态度加深。他认为，1978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苏联资助了数千名古巴士兵在非洲之角地区发动暴力革命，支持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根据布热津斯基的日记所载，次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对军控谈判来说，是“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对缓和政策来说也一样。

1981 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入主白宫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发明的缓和政策已到了尽头。里根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坦率地说，“缓和关系政策一直只是苏联用来实现其目标的单行道。” 这实际上埋葬了该政策。

里根要的是取得冷战胜利，而不只是管控冷战。与其前任截然不同的是，他坦率地谈论苏联威胁的本质，并认识到独裁者经常将直言不讳说成挑衅，从而迫使民主国家闭嘴。

1987年，正当里根总统准备在柏林墙前发表演讲时，其助手恳求他删除一个他们认为是 “无端挑衅” 的句子，但里根明智地拒绝了，并讲出了其总统任内最具标志性的一句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今天的华盛顿也必须如此，必须更加努力地在中国境内传播真实信息，并使中国公民得以安全地相互沟通。推倒中国的 “国家防火墙” ，或者至少炸出一些洞来，必须成为美国政府现今的政策核心，就像当年里根总统的政策推倒了柏林墙。

北京当局正向美国发动凶猛的信息战，尽管美国拥有天然优势，却节节败退。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的人觉得自己正向西方发动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战争。一本关于习近平思想的中共军队教材中有如下内容：

意识形态领域是争夺 “制脑权” 的没有硝烟的战场。谁控制了这个战场，谁就能够赢得人心，在较量和斗争中赢得主动······习近平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对习近平来说，互联网就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 “主战场”。2020年，学者袁鹏在改名并当上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之前，也意识到了控制网络言论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网络时代... 是真相是谎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话语权”。习近平的政权已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建造并利用他所说的 “对外话语体系”，其他中国领导则特别强调TikTok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作为话语权 “传声筒” 的威力，也不惮于利用这些传声筒。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24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中国的宣传机构经营的 TikTok账号 “据信曾在 2022 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蓄意针对两党候选人”。

中共在试图掌握全球话语权时，最希望的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保持沉默 — 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保持沉默，对它向台湾挑衅保持沉默，停止谈论西方固有的、与中共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所以，毫不意外地，中共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策略，就是在国内外都淹没我们的声音。其实，相比直言不讳， 真正危险的，是美国的沉默，因为这种沉默向中共发出了信号：中国正在前进，而美国正在后退。

3R 策略: 增强实力 (Rearm), 降低对方影响 (Reduce), 扩大朋友圈 (Recruit)

首先，美国官员需要对与中国竞争有清楚的认识。他们必须明白，如果美国想要遏制战争并最终取得竞争的胜利，那么短期的紧张局势升级就在所难免。只有正视这些事实, 他们才能制定更好的政策: 增强美国军事实力，降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并扩大与中国抗衡的联盟。

习近平正在为入侵台湾作准备。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美国有可能无法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而一旦战争打响，将会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牺牲，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终结当前的国际秩序。要避免这种情况， 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立即迅速提升硬实力，直到足以击败习近平对台湾的入侵。然而，拜登政府在最新的预算提案中，却削减急需的战斗力预算，提议退役 10 艘舰艇和 250 架飞机，并将 “弗吉尼亚” 级核潜艇的生产目标从每年两艘降至仅一艘。在国会授权总统向台湾提供的10亿美元军事援助中，该该提案只要求一半。而且，在 2023 年的补充提案中，指定用于为印太地区提供武器和工业基地的支出预算，只略高于 50 亿美元，仅占整个补充提案预算的 5%。看着这些数字，使人不禁觉得现在是 1994 年，而不是 2024 年。

拜登政府应立即调整政策， 扭转经通胀调整价格计算后，对国防开支的削减趋势。政府不应仅将GDP 的 3% 左右用于国防开支，而是应该支出 4% 甚至 5%，即使这样，依然是冷战时期支出比例的最低水平。对于短期内在台湾海峡实施威慑， 未来五年每年应额外支出200亿美元，这是在亚洲增加和分配足够战斗力所需的大致数额。理想情况下，这笔钱将置于专用的 “威慑资金”项下，由国防部长监督，可向最适合台湾防御的项目提供资源。

此项威慑资金的设立，应成为在总统领导下，为恢复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而做出世代努力的主要内容。当务之急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生产线，发展新的生产能力，用于为亚洲生产关键军武，例如能远距离摧毁敌方目标的反舰和防空导弹。五角大楼还应该利用威慑资金来改进现有的军事系统，以及有助于保卫台湾的民用技术，如商用无人机等。美军的“复制者计划” (Replicator Initiative) 可在台湾海峡部署大量低成本无人机，使那里成为《汉书·蒯通传》中所说的“金城汤池”。除此之外，国防部还应尽快采用其它有创造性的方法，如部署可隐藏在商用集装箱中的导弹发射器，投入使用 “动力型联合直接攻击武器” (Powered 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这种低成本的装置可将500磅的普通弹头变成精确制导武器。

要真正对中国有威慑作用，美军就必须有能够在对方打击范围内活动的能力。考虑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庞大的导弹储备对美军基地构成的威胁，国务院有必要扩大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托管和准入协议，以扩大美军在该地区的行动范围。同时，国防部还应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设施，并在全太平洋地区预先部署燃料、弹药和设备等关键物资。

不过，如果北京当局得以对西方进行经济勒索，即便美国有能力遏制中国军队，也还是会在新冷战中失利。北京方面已决意将自己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和对关键新兴技术的主导地位，变成打击对手的武器。为了降低中国所能施加的影响力，并确保是由美国而不是中国开发未来的关键技术，华盛顿方面应重新设定双边经济关系的条款。首先，应该废除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它为中国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另外，还应将中国列入新的税率栏目，对严重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产品逐步提高关税。提高关税所带来的收入可用于抵消美国出口商因不可避免地遭中国报复而承受的损失，以及用于强化美国具战略意义产品的供应链。

华盛顿还必须阻止美国资金和技术流向支持北京的军队建设和高科技监控系统的中国公司。拜登政府于 2023 年 8 月发布限制部分对华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还远远不够。华盛顿必须扩大投资限制范围，将高超音速技术、太空技术和新生物技术等关键新兴技术纳入其中。一些美国金融公司提供的公开交易金融产品，包括交易所交易基金及共同基金，向名列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投资，这种作法令人不安，必须加以制止。以现在的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为范本，美国商务部应对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其它美国关键创新领域实施类似的出口禁令，减少关键技术流向中国。

随着中国越发强调 “自力更生”并逐步停止从西方进口工业产品，美国应扩大友好伙伴联盟，深化相互贸易往来，应该与英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升级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并与台湾建立新的双边贸易协定，该地区其他符合条件的经济体可以加入这些协定。

美国应参照《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高标准，参与制定印度-太平洋数字贸易协定，促进理念相近的经济体之间的数据自由流动。

为了彻底改造破旧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应该从盟国延揽人才，加速推动国防工业的创新。每年，美国政府通过 EB-5 投资移民计划发放大约 10,000 个签证，如果申请人向美国企业投资几十万或上百万美元，即可获得绿卡。这个签证项目欺诈行为泛滥，大大背离了创造就业机会的初衷，而基本成为中国和其它地方的富豪们取得永久居民权的工具。政府应该改变这种签证的用途，作为工作许可提供给在国防关键领域拥有高级学位的、来自伙伴国家的公民。

美国政府还应招募新一代的冷战斗士，让他们在与中国的较量中施展才华。这应该从扭转征兵危机开始，不是仅仅通过降低标准、承诺高薪，或者向军队灌输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的意识形态，而是大力宣扬由精英组成、不分种族肤色、志愿者加入的军队的非凡之处，激励美国青年应征入伍。情报界还应招募新兴技术、金融和开源研究领域的专家，使他们可以更方便地从私营部门转入政府部门。国家安全机构应培养研究人才，深入研究亚洲以及中共党史和意识形态。各军事院校的课程及持续专业军事教育也应随之转变。

最后，美国官员应该鼓励普通美国人加入战斗。尽管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之间有诸多不同，但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讳言“冷战”一词，因而忽视 “冷战” 一词的社会动员作用。这个概念如同一个具关联性的理解框架，美国人可以据之自行决策，例如某公司要决定是否在中国设立敏感研发中心，或者某个人选择是否下载 TikTok。然而，左翼和右翼的民选官员往往给人的印象是，这场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所涉及的范围极为有限的，美国人无须对此忧心，他们想让大家相信，与北京的较量与普通公民无关，而是取决于精准的白宫政策和国会法律。

假如中国成为正常的国家

当今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奇特之处在于“房间里的大象”，即华盛顿在与北京的竞争中所希望看到的最终结果，成了一个不可言说的话题，几届政府都从未阐明。拜登政府提出将管控竞争作为目标，但这不是目标，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适得其反的方法。华盛顿正把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当成过程：举行会谈本应成为美国推进自身利益的工具，但现在举行会谈本身却成了核心目标。

美国政府不应该害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期望待的那个结局：中国能够摆脱共产独裁，真正找到自己的方向。习近平的严苛统治甚至让许多中共党员都相信，中国的制度应得到重新审视，近年来，它导致了中国的繁荣程度、国际地位和个人幸福感急剧下降。在这个制度之下，产生了全方位监控之国、强迫劳动的殖民地，以及针对境内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政策，这个制度还亵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它们是未来一个更好制度的源泉。

几代美国领导人都明白，以战争或美国投降换来冷战结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说 20 世纪 70 年代教会了华盛顿什么，那就是面对强大而雄心勃勃的列宁主义独裁政权，试图实现双方稳定和持久的权力平衡 (即缓和关系) 注定会事与愿违。最好的策略在里根时代已经形成，那就是让苏联人相信他们正在走向失败，这会让他们对自己的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

当然，美国的胜利并不是里根总统一个人的胜利。它以两党总统制定的战略为基础，并体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 (NSC-68) 等政策中，这份1950 年杜鲁门政府制定的政策文件提出，美国的 “政策和行动必须能够促使苏联体制的性质有根本改变”。 这份文件与第 75 号国家安全决策一脉相承，后者是 1983 年里根政府的行政命令，呼吁 “对苏联内部施加压力，以动摇苏联帝国主义的根基”。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冷战战略的， 是对苏实行缓和政策的年代，而不是里根时期。

讽刺的是，与他的前任相比，里根与苏联后来的接触更全面，也更富有成效，但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是里根增强了美国相较与苏联的经济、军事和道德地位，并且苏联产生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位总统，里根可以与他共同推动形势发展。里根明白次序的重要性，他知道双方接触的第一阶段不会轻松，而且极具对抗性，1982 年 5 月，他在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个指令中预测：“八十年代的十年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存和福祉构成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当然，那是一段紧张不安的岁月，当时，里根总统公开指称苏联是 “现代世界邪恶的焦点”，并致力削弱其经济，以及对抗其在世界各地破坏稳定的活动。而这些措施得到了回报。

习近平曾恶言诋毁戈尔巴乔夫，并效仿斯大林打造自己的领导风格，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不是可以与美国一起解决问题的领导人，而是乱局的使者。华盛顿应该设法削弱中共帝国主义的根基，以期出现一位不那么满怀敌意的中国领导人。这并不意味着要强行更换政权、实施颠覆或发动战争，而是要 “实事求是”，正如中国领导人常说的那样，要明白倡导自由价值观的伟大国家注定会从根本上威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与之长期共存。

当前，大量中国人逃离他们的祖国，这说明他们希望生活在尊重人权、尊重法治并有许多机会的国家。台湾的例子证明，中国也可以是这样的地方。抵达之路也许会很漫长，但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为了全体中国人的权利和愿望，这是唯一可行的最终结果。